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赴金华“青春护新业，法治助共富”实践服务团聚焦外卖骑手职业伤害保障开展专题调研
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赴金华“青春护新业，法治助共富”实践服务团聚焦外卖骑手职业伤害保障开展专题调研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共同富裕”主题，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赴金华“青春护新业，法治助共富”实践服务团于七月初奔赴义乌，围绕外卖骑手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落地实效与法律完善开展实地调研。团队成员通过站点问卷与部门座谈，结合骑手口述和政策文本，分析制度设计的底层逻辑，探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法治路径。
义乌作为全国商贸重镇，美团、饿了么等平台拥有近3000名外卖骑手，另有3.2万涉及快递物流、网约车、网络送餐等新业态的专职人员参加了职业伤害保障险，目前已基本实现全覆盖。团队深入义驾山西街外卖骑手站点、骑手党群服务中心、义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一线场景，发放并回收问卷，深度访谈工会及人社部门相关负责人5人，在问卷发放与深度访谈中挖掘政策落地的真实堵点，以青年法学视角为完善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提供基层实证。
图 1 实践团在义乌市义架山社区外卖骑手党群服务中心前合影。供图 阮笑尘
7月2日，实践团走进义驾山西街外卖骑手党群服务中心，在站点和工会负责人的协助下，面向骑手集中发放调查问卷。问卷数据显示，接近半数骑手表示“完全不知道有这项保险”，仅有约四分之一的骑手清楚理赔流程。参保率方面，专送骑手基本实现全覆盖，但众包骑手的参保情况存在较大盲区——不少骑手表示“平台没有明确告知是否参保”，部分众包骑手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有保险。
图 2 实践团成员向骑手发放调查问卷。供图 杨璐瑶
问卷发放的同时，团队利用骑手等单间歇开展一对一简单访谈。义驾山社区是义乌外卖餐饮集聚地，辖区内有300余家餐饮店，每天外卖骑手往返送单可达6000余次，订单高峰期有千余名外卖骑手集中送单。在站点休息区，团队与1部分来自美团、饿了么等平台的骑手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重点了解交通事故、摔伤等场景下的保障缺口与实际理赔体验。
图 3 实践团成员与指导老师一对一采访外卖骑手。供图 李佳琳
在7月2日当天，实践团专题访谈了义乌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相关负责人及义乌市外卖骑手行业联合工会主席。义乌市外卖骑手行业联合工会成立于2024年5月，当时50多位外卖骑手代表齐聚稠城街道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委员会。工会负责人介绍，总工会在辖区范围内建立了12个工会驿站，骑手只要在地图上搜索“工会驿站”就能就近找到服务站点。同时，工会与义架山社区联合在此处建立了租金远低于市场价的骑手公寓，月租仅500元，而周边同类房源月租在1200至1500元之间。工会负责人还提到，2024年累计开展物流师认证、短视频制作、金融理财等课程50余场，培训骑手超3000人次，其中600多名骑手有意向在义乌创业。
图 4 实践团成员与义乌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相关负责人及义乌市外卖骑手行业联合工会主席
进行座谈交流。供图 阮笑尘
图 5 实践团成员与工会相关负责人合影。供图 阮笑尘
7月3日上午，立足政策执行层面的深度了解，实践团走进义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展座谈交流。义乌市人社局社会保险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劳动保障监察等相关科室负责人共同出席。团队围绕劳动关系认定、灵活就业社保、职业伤害保障、劳动纠纷调处等核心议题展开专题访谈，访谈持续约一个半小时。
图 6 实践团成员与义乌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进行座谈交流。供图 李佳琳
座谈中，社保科负责人介绍了义乌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整体推进情况。义乌已构建“工伤保险+补充工伤保险+其他商业责任险”的“1+1+X”综合保险模式。2025年7月浙江省正式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后，义乌按单计费、按月申报缴费，由平台企业直接为骑手缴纳职业伤害保障费。目前全市新就业形态群体办理工伤认定累计已超千件，已支付的医疗费用和待遇达数千万元。但执行中也面临不少困难：平台企业配合度参差不齐，部分平台未能及时足额申报；骑手对政策的知晓度仍然偏低，不少骑手出事后不知道可以申请理赔；认定标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模糊地带，“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对外卖骑手这类动态作业群体较难界定。劳动保障监察负责人介绍了义乌特色保障制度，劳动争议仲裁院负责人分享了骑手维权典型案例：一名骑手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平台以“合作关系”为由拒绝工伤认定，仲裁院最终依据实质劳动关系标准裁定骑手与平台存在劳动关系，认定其为工伤并享受相应待遇。这一案例折射出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认定中“形式VS实质”的核心争议。
三位科室负责人还就平台通过第三方劳务公司规避劳动关系、众包骑手参保盲区等作了详细解答。
图 7 实践团成员认真记录座谈内容。供图 李佳琳
图 8 实践团成员与义乌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合影。供图 阮笑尘
实践团以问卷、访谈、座谈相结合的方式，全景式呈现了义乌外卖骑手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落地情况。调研让团队深刻认识到：义乌的实践探索走在了全国前列——3.2万新业态从业人员实现职业伤害保障覆盖、“1+1+X”综合保险模式的制度创新等，都为其他地区提供了有益经验。但政策设计的善意需要通过法治化的执行机制才能真正抵达每一位劳动者。专送与众包之间的保障落差、骑手对政策的低知晓率、认定标准在“三工”（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界定上的模糊地带、平台企业通过第三方劳务公司规避责任的操作空间——这些问题提醒我们，制度供给与执行落地之间仍存在不小距离。
后续，团队将结合《劳动合同法》及《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系统梳理职业伤害认定与劳动关系脱钩后的法律衔接问题，提出完善试点办法、强化平台强制参保、优化理赔程序、提升骑手政策知晓率等务实建议，让新业态劳动者“伤有所赔”成为共同富裕的底线保障。